家族往事：她们是张爱玲的母亲和姑妈，从旧家族走出的新女性

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母亲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诵唐诗。她才醒过来总是不甚快乐的，和我玩了许久才高兴起来。我开始认字块，就是伏在床边上，每天下午认两个字之后，可以吃两块绿豆糕。

——张爱玲

张爱玲祖母李菊藕与曾外祖母赵太夫人（李鸿章夫人）合影。时间为光绪九年（1883年），李菊藕18岁。赵夫人着的是一品常礼服，李菊藕作为李鸿章的爱女端庄秀丽

张爱玲母亲的家世非同寻常。她是名震一时的江南水师提督、曾被封男爵的黄翼升的孙女。

同治元年（1862年），黄翼升为保卫上海，规复苏南粮饷重地，曾国藩命李鸿章组织淮军进驻江南，同时也命黄翼升带水师五千归李鸿章节制，是李鸿章的副手。后黄翼升的水师在清兵与太平军争夺常熟、江阴、苏州等地战斗中都出色地完成任务。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提出统一长江中下游五省（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水师的建议，在设立长江水师时，经曾、李推荐，黄翼升出任了长江水师提督。同治四年（1865年）李鸿章奉命镇压捻军，在对东捻的战斗中，黄翼升的水师驻守运河一线，阻拦了东捻的向西突围，又为清政府立下了功劳，功封男爵爵位。因此黄翼升虽非湘系嫡系部队，但却与湘系有密切关系；又做过李鸿章部下，与淮系有紧密联系，是位得到曾、李同时赏识、重用的将领。

黄翼升死时已七十六岁（公元1894年），他只有一个儿子黄宗炎（另二子早夭），早年中举，黄翼升却为他捐了道台，承袭爵位后，便赴广西出任盐法道。这位将门之子，婚后一直未有子嗣，赴任前，家中便从长沙家乡买了一个农村女子给他做妾，有身孕后，将其留在南京。黄宗炎去广西赴任，不到一年便染瘴气而亡故，仅活了三十岁。黄宗炎死后，全家人都关注着姨太太的临产，1896年生下了一女一男的双胞胎。女孩子便是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又名黄逸梵，男孩就是舅舅黄定柱。关于母亲和舅舅的诞生，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有一段生动记述：

黄素琼和黄定柱的生母后来感染上了肺病，二十多岁就去世了。姐弟俩是由嫡母——张子静称大外祖母——抚养大的。嫡母死于1922年，那时黄家已在上海。张爱玲保存的相片中就有她亲生外祖母的照片——一位年轻、面带忧郁、不幸早死的湖南女子。

黄素琼家虽是将门，但门第同样高贵，又与合肥李氏有旧，黄素琼本人面貌秀丽，张爱玲后来不止一次地提到她母亲皮肤极白，面部轮廓清晰，像外国人，李菊耦在世时便为她的儿子张志沂定下了这门亲事。1916年，两人都二十岁时结了婚。以当时的标准，一位是御史家的少爷，一位是军门家的小姐，称得上是门当户对的美满姻缘。

黄素琼和张志沂婚后一段时期内，感情还不成问题，因为老太太去世后，哥嫂主持家政，年轻夫妻（当然还包括了小姑张茂渊）都在想方设法自立——脱离哥嫂的控制。1922年张志沂在天津找到了一份差使，使自立成为现实，便与哥嫂分了家，张志沂、黄素琼夫妻携儿女和妹妹一起离开了上海到天津。黄素琼过了三年富足的少奶奶生活。

从表面看，这个家庭物质生活是极为富裕的，也是幸福的。黄素琼到天津那年才二十六岁，爱漂亮是富家少奶奶天性，她做了不少衣服，以至张志沂嘀咕：“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在张爱玲的回忆中，母亲是美丽的，那站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上别翡翠别针的身影，使小时的张爱玲羡慕极了。

后来，黄素琼察觉张志沂在外娶了姨太太，又花天酒地，家里的生活便渐渐起了变化。她在1924年与张爱玲的姑姑一起出了国，那一年她二十八岁，张爱玲四岁，张子静三岁。

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曾说，假如他们的母亲是个旧式女子，对丈夫抽鸦片烟、娶姨太太只能忍受，因为家里没有她发言的地位。但他们的母亲虽出身传统的世家，思想却并不保守。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在旧式世家里掀起了层层波浪。北京大学打破旧规，在1920年首次招收了女生，开创了男女同校之风。许多先进的女性冲破家庭牢笼走向社会……所有这些活生生的事实不能不给黄素琼、张茂渊极大触动。从某种意义上说，黄素琼姑嫂的出洋，不单是留学，更是对旧家族那种腐朽生活的抗议。

黄素琼年轻时的照片（旁站立者为婢女），这是典型的民初装束：窄袖、窄裤管、窄花边及引人注目的元宝领

据张爱玲的追忆，是她姑姑先提出留学，而母亲则以留学需有人监护，以监护人的身份一同出国的。不论什么理由，以什么名义，这姑嫂两人出国在当时都算大胆的举动，张茂渊作为大家闺秀出国已不多见，但是黄素琼是富家少奶奶，又有了孩子，不能不引起人们注目。当时亲友中，思想开明的赞扬她们是进步女性，更多思想保守的人，批评她们不安分。

出身旧式世家的小姐，又是官宦人家少奶奶的黄素琼，她出国是要冲破重重障碍的，除此之外，她还是两个年幼孩子的母亲，更增加了她痛下决心的难度。张爱玲还记得母亲临走前的痛苦，佣人几次来催说已经到时候该上船了，“她像是没听见”，张爱玲劝她，“她不理我，只是哭”。那天她穿着绿衣绿裙，上面钉有发光小片，于是在张爱玲幼年脑海中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她睡在那里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然而有海洋的无穷尽的颠簸悲恸。”（《私语》）

黄素琼出国的费用，是自己的陪嫁；张茂渊则是她分得的那份遗产，出国时她们便带了几箱古董。张志沂尽管不支持，未资助分文，但也不便阻止，事情是由他生活堕落引起的，而且他还有一个私心，即黄素琼走后，就没有人劝阻他了，更方便了他的花天酒地。果真自己妻子、妹妹走后，他便将姨太太接进了家。

黄素琼、张茂渊姑嫂俩去了英国，学习语言和艺术，大约并未考上某所学校，而是选修某些课程。于是在英国留学界中，便出现了两位女性，一位是张太太——黄素琼，一位是张小姐——张茂渊。后来成为张爱玲姑父的李开第当时也在英国留学，除李开第外还有以后成为国民政府外交官的刘锴，他们曾在一起聚会，留下了不少合影照片。70年代杨荣华在张爱玲家中看过这些已经发黄、历经了半世纪风霜的照片后不禁感叹：“个个时髦又漂亮，很难想象走在那个时代尖端的她（他）们有着怎样传奇的身世。”（杨荣华：《我帮张爱玲搬家》）

黄素琼身在异国，心中牵挂着天津的两个孩子张爱玲和张子静，经常从国外寄玩具、用品给他们。在张爱玲的老照片中便留下了一张姐弟合影，幼小的他们抱着母亲从英国寄来的洋娃娃和绒毛小狗，弟弟头上还戴着一顶西洋式的帽子。

张爱玲与弟弟张子静，手中拿着母亲从英国寄回来的玩偶。弟弟戴的帽子也是母亲从国外寄回来的

妻子出国后，张志沂的生活也并不称心如意，接回家的姨太太是妓女出身，脾气暴躁。在直奉战争爆发那年，北方社会动荡，他想起了远在国外的妻子，特寄了一张照片，并附上一首诗。这张照片，黄素琼一直带在身边，她死后，作为遗物，归了张爱玲，但不慎遗失，幸运的是张爱玲还依稀记得这样几句：

终于，张志沂催黄素琼回国了，他赶走了姨太太，又答应戒毒，1928年，张志沂带着张爱玲姐弟俩从天津搬回上海，迎接妻子与妹妹的归来。

母亲、姑姑归来后的日子是张爱玲幼年最快乐的时光。母亲与姑姑带来了西式文明，张爱玲说：“我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一次母亲和一位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中的恋爱表演，幼年的张爱玲在地上看着大笑，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私语》）

张爱玲还喜欢看姑姑每天练钢琴。姑姑伸出很小的手，手腕上紧匝着绒线衫的窄袖，大红绒线里绞着银丝，琴上的玻璃瓶里鲜花常开，听着琴，张爱玲似乎身子到了另一个世界。母亲有时跟着琴声练唱，“啦啦啦啦”地吊嗓子，尽管一唱出来就低半个音，但张爱玲还是感到很美，说“她的衣服是秋天的落叶的淡赭，肩上垂着淡赭的花球，永远有飘堕的姿势”。（《谈音乐》）

经过西洋文明洗礼的黄素琼认为家塾无法培养健全的孩子，两个孩子都已到了进入学校的年龄，但当与张志沂谈判时，张志沂却坚决反对。无奈，黄素琼只得像小偷一样将张爱玲悄悄带出去，在附近小学报了名。由于张志沂的竭力阻止，张爱玲的弟弟子静只能留在家中继续跟老先生读古书。

除进学校外，黄素琼还让张爱玲学钢琴、学英文，张爱玲这时充满了感伤。一次看见书中夹了一朵花，当黄素琼谈起它的历史，张爱玲竟掉下泪来。张爱玲回忆道：“大约生平只有这一个时候是具有洋式淑女风度的。”（《私语》）

张志沂并没有完全兑现对妻子的许诺，仍在吸鸦片烟；在子女的教育上，与妻子产生了更多的矛盾；他还故意不支付家用，打算逼妻子将私蓄花光，然后就能听他安排了。黄素琼看透了张志沂的用心，于是家庭中争吵不断，每逢争吵发生，吓慌了的仆人就将张爱玲与弟弟带出去。张爱玲回忆道，仆人们“叫我们乖一点，少管闲事。我和弟弟去阳台上静静地骑着三轮的小脚踏车，两人都不作声，晚春的阳台上，挂着绿竹帘子，满地密条的阳光”。（《私语》）据张子静说，当时他很害怕，他相信姐姐一定也很害怕。

终于，黄素琼请了律师，与张志沂协议离婚。张志沂本不想离，在办手续时，曾绕室徘徊，几次拿起笔要签字，总长叹一声又将笔放回桌上。律师见状问黄素琼是否改变主意，黄的回答是：“我的心意已经像一块木头。”张志沂听了这话，才终于签了字。

黄素琼离婚后就搬到一所公寓去住，张茂渊看不惯哥哥放荡堕落的生活，也搬出去与嫂嫂同住。黄素琼在经历四年留学生活后，回来不到两年，终与张志沂离异。

张爱玲与姑姑在卡尔登公寓的阳台上合影

黄素琼离婚后不久便第二次赴法国学习油画和雕塑，与当时留法学美术的徐悲鸿、蒋碧薇夫妇和常书鸿都相熟。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她才回国，原因是张爱玲这一年高中毕业，按照离婚协议，张爱玲的教育问题黄素琼有权过问。

据张子静讲，黄素琼这次回国，同行的有她的一位美国男友，名叫维斯托夫，是生意人，年约四十，长得很帅。黄素琼与美国男友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同去了新加坡，在那里收集马来西亚的鳄鱼皮，加工制造手袋、腰带等皮件。1943年新加坡沦陷，男友死于战火，黄素琼从新加坡逃难到印度，一度做过尼赫鲁两个姐姐的秘书。

1946年二战结束后，黄素琼第二次归国，经过战争的磨难，她下船时是一副憔悴的模样。张茂渊看见了不禁脱口而出：“唉唷，好惨！瘦得唷……”已成为名作家的张爱玲眼眶都红了。在上海黄素琼与张茂渊、张爱玲住在一起，张子静不时去看她，她做了他喜欢吃的菜，注意他的饭量，关心他的近况。一次黄定柱过生日，张子静没有按老规矩行跪拜之礼，黄素琼乘没人注意时便责备他不懂礼貌。张子静认为“我母亲虽然长年住在国外，习惯了西方生活，却没有忘记中国旧社会的礼仪”。1948年张子静曾劝黄素琼回上海定居，黄淡淡地说：“上海环境太肮脏，我住不惯，还是国外环境比较干净，不打算回来定居。”（《我的姐姐——张爱玲》）

也是在这一年，她终于又去了英国。1951年她曾写信告诉张茂渊与张爱玲，她在工厂做女工，制皮包。连张茂渊接信后都不知说什么好，悄悄笑道：“这要是在国内，还说是爱国，破除阶级意识——”其实她很想学会裁制皮革，自己做手袋销售，不过这一计划，似乎没有成功。她在英国的主要经济来源还是变卖她从中国带出去的几只衣箱中的古董。

1957年，已移居美国的张爱玲得到伦敦来的消息，得知母亲病重，必须手术。当时张爱玲已与赖雅结婚，经济相当拮据，但还是写了信，并附去了一百美元的支票。不久黄素琼去世，她留下的最后一只箱子给了张爱玲，成了张爱玲与赖雅的宝藏，他们得以将古董逐个变卖，贴补他们收入的不足。（《张爱玲在美国——婚姻与晚年》）

张爱玲对母亲一直怀着感激之情，知道“母亲是为我牺牲了很多”。她钦佩母亲的勇敢，说母亲小时候家庭守旧，缠过足，但她却“踏着这双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她在瑞士阿尔卑斯山滑雪至少比我姑姑滑得好”。又说“她是个学校迷”，但从小没有上过学校，她总是“梦想与羡慕别人”，“后来在欧洲进美术学校，太自由散漫不算。1948年她去马来西亚侨校教过半年书，都很过瘾”。对她晚年去工厂当女工，学做手袋也很欣赏，认为母亲的想法在今日已很流行，许多青年人自制手工产品可到商店兜售，而她母亲“不幸早了二三十年”。张爱玲还引用她母亲的话说“湖南人最勇敢”。的确，在黄素琼身上，反映了湖南女子不畏艰难、敢作敢为的豪爽、泼辣的性格。

张爱玲姑姑的家，一开始是母亲、姑姑共有的家。

母亲与父亲离婚后，姑姑也因讨厌哥哥张志沂的为人，宁肯搬出来与嫂嫂同住。她们俩共同租下了一套公寓，这套公寓位于赫德路（今叫常德路）和静安寺路口处，当时叫爱丁顿公寓（现在叫常德公寓），六楼靠右手的那一套。

母亲尽管第二次出了国，但张爱玲仍将这地方当作自己的家：

后来，1937年母亲回国，张爱玲从父亲的家里逃出来，投奔的就是这个家。1942年张爱玲从香港返回上海，靠卖文为生，住的也是这个家。姑姑张茂渊后来告诉她，她母亲出国时就托付了张茂渊，而张茂渊也作过许诺，承担了照顾张爱玲的重任。因此姑姑对张爱玲来说是仅次于母亲的亲人。从1942年到1952年这十年的时间，张爱玲一直与姑姑住在一起，尽管公寓从爱丁顿换到卡尔登（今叫长江公寓，位于国际饭店身后的黄河路），但两人之间的感情犹如母女和朋友。

昔日的卡尔登公寓，今天的长江饭店。张爱玲和姑姑一起在这个公寓里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时光

张茂渊也是一位新女性，姑嫂出洋的发起者是她。在兄嫂矛盾中一直站在嫂嫂一边的也是她。嫂嫂离婚后，她又搬出家庭，与嫂嫂共住一处。她起先因为分得不少遗产，生活很阔绰，买了一辆新式汽车，专门雇了一个白俄司机、一个法国大菜师傅，但投资股票失败，她便当了职业女性，在怡和洋行当职员，一度还当过广播电台播音员。她的自立作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张爱玲。

张茂渊还保护过张爱玲。在那次张爱玲被打伤、禁闭的事件发生后，张茂渊亲自来说情，竟被不通情理的张志沂从鸦片烟铺上抄起烟杆劈头打去，张茂渊眼镜被打碎，面部也被打伤，缝了六针。气得她发誓：“以后再也不踏进你家的门！”她说话是算数的，从此兄妹俩再也没来往。1953年，张志沂去世，张子静认为从礼貌上应当告诉姑姑一声，打电话通知她，她冷漠地说一声“晓得了”，就把电话挂断了。

张志沂与张茂渊兄妹之间的矛盾是由来已久的，张志沂总怀疑他与黄素琼关系的恶化是由张茂渊挑拨的，很气愤她干预了他的家事，使他作为一家之长的处境很难堪，终于在张爱玲的事情上发作，不念兄妹情义而动手打伤了亲妹妹。

张爱玲的成长，张茂渊是很关心的，但她懂得成功要靠自己，从未做过揠苗助长的事，只是在关键时刻做些应做的事。

1942年，张爱玲开始写小说，《沉香屑》的“两炉香”，写好后，得到沪上名家周瘦鹃的赏识，决定刊于《紫罗兰》复刊号上。为答谢周，张爱玲邀请周到她家赴小型茶会。周到她家后，见到张茂渊。在周瘦鹃眼里，这是一个气度高雅的中年女士，茶会是西式的，茶是牛酪红茶，点心则是甜咸皆备的西点，茶杯茶盘都极精致。众所周知，张爱玲是一向不善料理家务的，茶会的准备无疑出于姑姑之手，而茶会的主人也是这位高雅的女士，张爱玲本不善应酬，张茂渊却陪着周瘦鹃谈论周最喜欢的园艺。张爱玲又尝试编剧本，首部便是据她本人的小说《倾城之恋》改编的，当时上海文坛已承认了张爱玲在小说、散文上的成就，但戏剧是否写得好，人们尚持怀疑态度。在这关键时刻，张茂渊亲笔写了一篇精彩的剧评，为张爱玲在戏剧上的发展开辟道路。

张爱玲小说创作的许多故事来源，也是姑姑提供的。据与张家关系亲密的李开第说：“在写作上，姑姑蛮鼓励她的，其实她的很多小说也是姑姑说给她听的。别人听故事，会忘掉，但张爱玲会化出来，而且和真人真事完全不搭界，否则就是模仿了嘛。像《十八春》，故事我最熟了。”估计《十八春》的故事，在张茂渊、李开第的圈子中，曾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

也许受西方风气的影响，当张爱玲经济上能独立时，两人虽住一起。却“分房用房，两人锱铢必较”（胡兰成语）。一次张爱玲打碎一块桌面上的大玻璃，照赔六百元，那两天张爱玲手头紧，“还是急急地把木匠找了来”。又有一次张爱玲为到阳台上收衣裳，推玻璃门不小心，玻璃碎了，还伤了张爱玲膝盖，姑姑看了，“知道不致命，就关切地问起玻璃”，张爱玲“又去配了一块”。对于这张爱玲解释是因为姑姑的家“对于我一直是个精致完全的体系，无论如何不能让它稍有毁损”。也许是锱铢必较，也许是姑姑的一份真挚的爱，张爱玲虽生在40年代的乱世却有一种安稳，“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正的家。然而我对于我姑姑的家却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感觉”。（《私语》）这种感觉的得来是很不容易的。

张爱玲是爱姑姑的，也将姑姑作为自己观察、研究的对象，为之，她写了《姑姑语录》，用速写手法几笔便勾勒出了姑姑精彩的话，反映了姑姑极敏锐而又极冲淡的性格。

姑姑很有见识。“她觉得一般人都把职业妇女分开作为一种特别的类型，其实不必。职业上的成败，全看一个人的为人态度，与家庭生活没有什么不同。”“在家里有本领的，如同王熙凤，出来了一定是个了不起的经理人才。”

姑姑说话又很风趣，常有一种幽默感。她有段时间去电台当播音员，诵读社论，每天半小时。她说：“我每天说半个钟头没意思的话，可以拿好几万的薪水；我一天到晚说着有意思的话，却拿不到一个钱。”

姑姑的话又凝练得像首诗。一个冬天，非常寒冷，姑姑急急要往床上钻时，她说：“视睡如归。”张爱玲认为简直就是一首小诗：“冬之夜，视睡如归。”还有一次，姑姑自己生了病，久久没有复原，她却自嘲地说：“又是这样的恹恹的天气，又这样的虚弱，一个人整个地像一首词了。”

面对这些充满智慧又有浓厚哲理、文学气味的语言，张爱玲赞叹道：“我姑姑说话有一种清平的机智见识，我告诉她有点像周作人他们的。”当然姑姑并不懂得这些。

张茂渊对她的家族、亲戚中发生的事看得比张爱玲多，也比张爱玲透，所以她一直抱独身主义，自己工作养活自己。1966年“文革”发生，那位留英时的老同学李开第（同时又做过张爱玲上香港大学时的监护人），因“帮助外国人经济侵略”遭到六亲断绝，没人照看，其时他夫人早已去世，只有张茂渊还来照顾他。1979年李开第平反，他与张茂渊都已是七十八岁的老人，虽是风烛之年，所幸身体均好，为互相照顾起见，两人才决定结合。

也是在1979年，张茂渊通过香港的宋淇与在美的张爱玲取得联系，屈指算来，通信中断已有27个年头了。张爱玲知道姑姑与李开第的结合，很是高兴。虽然张爱玲本人已与世隔绝多年，但她仍关心姑姑，信中问候“姑姑可好”，还说“让我能做点事，也稍微安心点”。（陈子善：《张爱玲未发表的家书》）不过张茂渊毕竟年事已高，1991年在她刚过了九十岁生日后的第十一天便去世了。

张爱玲对姑姑有着深切的怀念之情。在《对照记》中，她特选了一张姑姑40年代的照片，介绍给读者。照片中一位面容丰满、仪态高雅的女士端坐着（好像是由集体像剪裁的）。张爱玲的心中，姑姑是永远不会衰老的。

 《对照记》中写到的那一帧姑姑旧照

书名：《煊赫旧家声：张爱玲家族》

作者：冯祖贻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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