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历史）新中国成立初期 引爆美国舆论的清华教师间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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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两名在北京高校任教的美籍教师因间谍罪被捕，此事在中国虽然没有引起什么波澜，在美国却引发轰动。1955年2月和9月，两人先后被释放，并被立即驱逐出境。夫妇俩回国后，共同写了回忆录《解放之囚》，详细记述了他们在中国生活和在监狱改造的经历。这本书在美国引起很大争论。
　　那么，这两人肩负着怎样的使命来到中国？到中国后，他们向美国发回了怎样的情报？一封美国来信，怎么会戏剧性的使他们的身份曝光？二人获释后，面对媒体记者发出了怎样的言论，以致引发巨大的轰动？本期档案揭秘，李涵为您讲述：新中国成立初期引爆美国舆论的清华教师间谍案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那年，18岁的李克应征入伍。在美国海军情报署日语学校里，他遇到了也在那里学习的李又安。毕业后，作为随军日语翻译，李克随美国海军陆战队去往夏威夷。分手前，这对恋人约定，战后一起去中国学习汉语。
　　二战结束后，李克和李又安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汉语，为去中国深造做准备，在此期间，二人结婚。后来，李克顺利申请到赴中国学习交流的奖学金。
　　启程前，李克突然接到召令。他去了美国海军第13战区司令部西雅图情报办公室，受到一个海军上尉的接见。李克虽然早已退伍，却在海军情报署保留了预备役军籍。李克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上尉“故意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说，听说你将启程去中国，如果你能留心代我们观察中国社会的情况，并把情况提供给我们的话，我们是十分感谢的。”
　　李克欣然领命。他在心里想，海军部情报署竟把我看成中国专家了，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使他不禁有些飘飘然起来。同时，情报署的要求又正好和他研究中国情况，准备博士论文的计划相符合，所以就马上答应了对方。
　　李又安也认为这是为国效力的本分，她也感到荣幸，并非常愿意与丈夫一起从事这项工作。
1948年10月，李克夫妇来到北平。李克应聘为清华大学外文系讲师，同时在中文系注册为学生。李又安和丈夫一样，在燕京大学教英语，学习汉语。中国当年的贫穷令两人非常吃惊。这也越发反衬了两人生活的优越，他们每月的生活费是150美元，而当时清华大学教授的薪酬不过每月20美元。这也使得二人有能力经常在家里宴请大学师生和朋友。李克通过这种形式获得各种社会信息，整理后，交给北平美国领事馆。
　　这些社会信息包罗万象，从学生伙食的恶化到中国军队的调动等都囊括在内。他们的情报与一般认为的收集有关武器、外交文件和科学研究等方面的秘密不同，李克也不是职业间谍，他只是“顺便”或“额外”代替海军情报署观察中国社情。

无意中，这对美国夫妇成了1948年底到1949年底中国巨变的见证人。的确，那一年的中国大地充满了对抗和变动。李克夫妇来中国一年后，国民党政府垮台了。政权更迭，中美两国关系随之而变，带给他们最切实的改变是，美国人在中国开始受到盘查。而在国民党政府时期，美国人在中国是很吃香的。李克虽然为此感到恼火，却仍对中美关系充满信心。
　　当然，李克的信心也包括他对能在中国顺利完成学业的期待。他一面满怀信心和期待，一面密切关注局势的变化。同时，他也把动荡看成了解和搜集社情的好时机。他很投入，甚至忘我。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城时，他两度穿越解放军防线，从清华大学到北平城给美国领事馆送情报。第二次送情报回清华的路上，他赶上一场战斗，炮弹就在他身边落下，幸好他动作敏捷，跳下自行车趴到路边沟里隐蔽，差一点儿就成为美国英雄。
　　按照北京美国新闻处的要求，李克要在倾向西方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上做工作。但令他始料不及的是，他所接触的教授、学生以及中国知识分子，都在中美关系恶化后表示反对西方。这也使得李克在清华大学里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立，周围的人们都在提防他，甚至用怀疑和警惕的眼光看他和他妻子。他与清华大学两年的聘约期满后，清华大学没再与他续约，他和妻子不得不搬离清华园，住到城里。
　　然而要了解社情就不能脱离中国人。李克一方面觉得中国和美国还没到爆发战争的地步，另一方面他感到这正是为国效力的关键时刻。当时留在中国的美国观察者已经很少了，李克认为自己的“地位太重要了，不到紧要关头决不能放弃”。他们决定坚守中国。
　　于是，他们又转到燕京大学。燕京大学是美国教会大学，愿意聘用李克做讲师。李克到燕京大学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燕京大学离清华大学只有一里地远，他可以继续与清华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们保持接触，以获取各种信息。可是，李克以前的中国朋友都有意躲着他，好几位亲密朋友甚至离他而去。

1950年春，美国使节撤回国，连观察员都没留下。李克的情报关系被转到英国谈判代表团那里，由一个英国官员继续做他的联络员。英国官员劝李克离开北京回美国。李克打算再观望一下。
　　在李克29岁生日那天，中国军队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中国和美国成为交战国，北京的城墙上贴着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标语。李克后悔没听从英国官员的劝说。同时他也意识到可能遭到比一般拘留更坏的情况，那就是在战时作为间谍被捕。因为他恰逢此时突然接到美国海军陆战队寄来的通知，信封上写着“海军上尉W.A.李克启”的字样，里面是一张体检表，让他去最近的海军医院或美国公共卫生机构体检。

接到通知的李克都快吓傻了。在这之前，他千方百计把自己装扮成单纯的学生，越洋通知却一下子撕去了他的伪装。他匆忙去公安局申请回国。
　　一个戴眼镜的年轻警员问他们为什么这个时候申请离境证。李克谎称：“我刚接到我母亲一封信，说我父亲病得很厉害，我必须立即回国去。”年轻警员礼貌地问他，“你的家信带来了吗？”李克说没带来，如果需要，他下次来带着。于是年轻警员让他填写表格，然后回去等消息。
　　此时的李克已被北京警方监视了。对此，李克也有所准备。从1949年夏天开始，他就预感到西雅图情报办公室那个海军上尉交给他的工作可能会给他带来麻烦，于是他把大批陆续搜集到的，准备在回国后交给海军情报署的资料都烧掉了，并努力使自己和妻子看上去是动机善良、在学术上对中国问题感兴趣的普通留学生。
　　然而，就算在这样的危急时刻，李克依然不间断地搜集情报。他听到中国军队已经从华南开往东北，一旦美国军队打到中朝边境，就准备参加朝鲜战争的消息后，立即把这个情报通过英国官员转送回国。

1951年7月25日，李克被捕了。

李克试图强调自己不是间谍，所作所为一是为了学业，二是为了国家利益，自己被捕是因为中美关系的恶化。然而到了第五天，李克招架不住了，“承认曾把情报供给过海军情报署的旧朋友罗杰以及美国领事馆的其他人。”在被捕第12天时，李克彻底摊牌，说出了他来中国前在西雅图情报办公室的那次领命，那是他最后的秘密。
　　李克认为，“最保险的办法也许就是做一次彻底的交代，用这种方法为又安和我争取一个逃出中国的机会。等我们到了香港，我可以把一切全都推翻，这样，我仍旧可以和海军情报署保持良好的关系。回国后人人都会同情我，在大学里谋个位置一定没有问题。”他打定主意，如实坦白，获得自由后再把一切推翻，告诉境外媒体，自己是怎么被非法逮捕的，如何受虐待的，怎么被迫交代问题等等。美国会把他看作是反共产主义中国的专家，视他为爱国英雄，他不但能顺利实现在大学当教授的愿望，甚至还可以把在中国的不幸写成书赚钱。
　　在李克被捕14个月后，李又安也被捕了。她也坦承自己对共产党中国犯了罪，“我和李克在各大学里所搜集的情报，都被美国国务院用在进一步达到干涉中国内政的目的上了。想到这些活动就是促成两国的敌对甚至是挑起战争的一个主要因素时，就不能不令人害怕，我下定决心今后决不犯罪，再也不供给作为这种目的用的情报了。”
　　李克以为自己彻底交代后就会释放，没想到—直到朝鲜战争停火，看守所里被关押的外国犯人都释放了，也没有半点儿释放他的动向。

在李克夫妇的中国经验中，“改造”是一个关键词，他们在中国生活了七年，有四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监狱的改造形式很特别，开座谈会、讨论、阅读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听大家谈地主是怎样得到土地并残害人民的等等。李克夫妇的思想通过这种形式慢慢扭转着。
　　李克在自己的书中写到：实际上，我加深了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日益加深的鸿沟，损害了美国。我认识到，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力，像我们在1949至1950年间所干的那样，去强把自己的意志和社会制度加在另一民族头上。这种做法不道德，只能引起愤怒、仇恨和战争”。
　　李又安的改造历程，和李克相差无几。改造后期，李又安甚至“爱上了集体活动”。因为表现好，李又安被换到行动更自由的教育队，可以经常参加兵乓球、排球、象棋、桥牌、克郎球等娱乐活动。李又安和狱友谈论起中国的新建设计划，狱友知道纽约的帝国大厦后，先是惊叹它的高度，然后满怀信心地说：“用不了多久，中国就会赶上去的。再过二十年你瞧瞧我们的摩天大楼吧！”

1955年2月22日，服刑三年半的李又安突然接到判决：刑满释放，立即驱逐出境。当天夜里她被押上火车。27日下午，踏入香港的她舒了一口气，自由了！紧接着，心又被丈夫揪紧了。
9月11日，李克也接到了减刑判决，立即释放，驱逐出境。
　　夫妇俩被释放前并未谋面，但是他们出狱后的口径却惊人的一致，像事先商量好了似的。然而他们的口径显然为“麦卡锡时代”所不容。当年的美国，一方面在国际上与苏联对抗，另一方面在国内清除所谓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打击进步势力。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掀起了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反共、排外运动，涉及美国政治、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各个层面，被称为“麦卡锡时代”。
　　李又安踏上香港土地后，等候多时的记者们就拥上来。李又安的话令记者们大惊失色。她说：“我曾供给美国领事馆情报，所以被捕是完全合理合法的。”“我深深愧悔过去的所作所为，希望今后能为人民服务来弥补过去的错误。”一个红头发的女记者讥讽地说：“真怪，你看起来完全不像一个共产主义分子啊！”记者们的文章把李又安描绘成一个精神恍惚，被洗过脑，会说“共产党的口头禅”的可怜虫。李又安的老朋友也在报纸上撰文说：“她的心完全变了。”就连还没见到女儿面的李又安的母亲，也担心女儿“一定病得很厉害”。

获释后的李克享受了妻子没享受到的待遇。他被送到一个旅馆，洗澡、刮胡子、理发，还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睡了一夜后，他在当天的报纸上看到了日内瓦中美两国大使签订协议的报道，联想他的释放与协议签署之间的关联。当晚十点，他与两个警察上了开往汉口的火车。第三天到达广州后，随行的警察还领着他吃美味、逛街。

　　但是出境后的李克意识到，自己已经不是坐牢前的自己了。他在狱中经历了一次巨大的思想转变过程，他对记者们承认自己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罪行，并对当时美国政府中某些人推行的反华政策进行批评。因此他也被看成被“洗脑”的怪物。他刚走出警车，就被咔嚓、咔嚓直拍的照相机、伸过来的麦克风以及许多叫喊的人包围。他们像打连珠炮似的向李克提出问题：‘你为什么被逮捕？’‘你认为自己是个间谍吗？’‘你受过严刑拷打吗？’等等。
　　当李克回答“因为我是一个间谍”时，“记者们脸上的表情立刻从热情地欢迎转变为不信任，接着就是露骨的敌视。”记者们纷纷说李克是“脑筋受过清洗，已经达到没有希望的程度了”，提出的问题也锋芒四露。一个记者说道：“你太太在出来的时候曾说过，她还没有足够做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点。你对于你太太说的话有什么感想？”
　　李克气坏了，他竭力控制脾气，嘴唇气得直颤抖。后来报纸竟把这种自然的动作说成是李克脑筋受过清洗的明证。李克忿怒地转过脸去对那个记者说：‘我完全同意我妻子所说的话。我刚从中国出来，在那里只有了不起的好人才能做共产党员！，”
　　一个记者讥嘲地问道：“既然你这样喜欢中国，那你为什么不呆在那儿呢？”李克答道：“因为我是美国人。中国有许许多多我喜欢的东西，同时我也看到一些我不喜欢的东西，不过，美国是我的祖国，我的家在那里。我感到我们没有权利去干涉别国的内政。”有记者说，如果李克愿意说出“中国的真正情况”，每说一次这样的话至少可以得到八百元美金。还有记者说：“老弟，你知道我们国内对共产党是怎样的看法？要是你不改变论调，等你回国后，就连清道夫的工作也找不到。”

不管是在中国监狱服刑期间，还是在被驱逐出境后面对记者和家人朋友，李克和李又安都坦承自己是美国间谍，并为此深深愧悔。尽管他们的人格尊严受侮辱，就业受阻，不被亲友理解，但他们始终拒绝说违心话。合著的《解放之囚》不论在当年还是在当下，读来都令人五味杂陈。然而，那却是真实发生的历史。那历史改变了李克和李又安的命运，也令后人思考。

《档案春秋》穆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