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深受西方影响的清末新闻报业繁荣

19世纪的晚清，中国报业历经了从无到有，从低级转译到独立发刊的发展过程。一些后世著名的报纸，诸如《申报》、《万国公报》、《循环日报》等都诞生于19世纪下半叶。它们的出现离不开外国指导和外国资本，更离不开外国租界独特环境的保护。最终，在外国老师和中国学生的共同努力下，晚清报业呈现出一片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中国的言论自由也被他们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清末北京】

第一份中文报纸

自唐代起，中国就有了邸报。但中国古代的邸报与其说是新闻是不如说是行政公文，它的作用仅限于传递朝政信息，所载内容无非是皇帝诏命和宫廷动态之类的通知公告罢了，受众范围也较窄只有官吏士大夫阅读。所以到19世纪，中国才算有可供贵俗共览的报纸。

基督教在中国境内的传播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历史上西方教会一直都孜孜不倦地向中国派遣传教士，明代来华的利玛窦可能是他们中最有名的一位。我们今天要说的是英国传教士罗伯特和米怜的故事。

1813年米怜和罗伯特不远万里从英国来到中国广州，不巧这时从北京方面传来了一道谕旨：“禁止西人传教，查出论死，入教者发配极边。”无奈之下俩人只好离开中国来到东南亚的马六甲。众所周知，中国幅员广大，方言纷杂，文字却统一。传教士考虑到可以利用文字媒介帮助他们把“福音”传播得更远更广，于是在马六甲创办中文月刊，竭力向华传播他们的宗教。

世界第一份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便在马六甲诞生了。该报早期由米怜编辑主笔。报纸的绝大部分篇幅里都是劝诱中国人改信的基督教的内容，米怜巧妙地利用中国圣贤的名言劝诱中国人皈依基督教。另外少部分篇幅刊载关于西方自然科学的知识。该报用木板雕印，装订成册，起初每月印500份，三年后增至2000份。除了在南洋华侨聚集区免费散发外，还通过各种途径流入中国。比如每逢广东省科举考试时，就遣人到考棚派发给应试考生。

中国境内的报刊出版的禁限仍是由西方传教士打破的。1833年，德国传教士郭实烈以归化华人的身份进入了中国，冒着杀头的风险在广州出版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比《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宗教色彩较淡，刊登关于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国际时事的内容更多。它广泛介绍西方先进科技文明的原因是为了使中国人摒弃“四方皆蛮夷，唯我独文明”的落后观念，从而达到让中国人形成“西方就是好”的认知后纷纷皈依基督教的目的。郭还通过该报向中国人宣传“人人皆可言事”的西方人权思想。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洋人在华办报高潮

鸦片战争后，洋人在华掀起了第一波办报高潮。除了传教士所办的宗教报纸外，报纸的类型还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内容多元化的综合性报纸。刊登有重要商业信息的经济报纸可能是人们最关注的报纸类型之一。

第一份中文经济报纸是《香港船头货价纸》，它是英文报纸《The Daily Press》附设的中文版。中文经济报纸在香港问世是历史进程的结果——香港于鸦片战争后被英国占领，很快就从一个落后渔村摇身一变为远东转口贸易的中枢，舟楫往来无数，商贾云集，对商情信息的需求与日俱增。于是便有了经济报纸的发刊。最早的经济报都是英文，随着对华贸易的扩大和华商的增多，中文经济报纸应运而生。《香港船头货价纸》的排版和内容范围和今天的经济报纸基本一致。该报系每周一刊，发行三日，以香港各商户为发行对象，采用单张两面印刷的形式，内容如其报名所示，新闻数量不多，只占整个篇幅的十分之一，其他版面刊登商业广告等其他信息。

截至到19世纪末，外国人在华创办的中文报刊将近百种，其中有影响力较大的有《中国丛报》，《万国公报》《华北捷报》等等

【万国公报】

敢于为民请命的申报

在上海创刊的综合性报纸《申报》很可能是1949年以前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那个时候人们对各种报纸不加分类一概统称为“申报纸，”可见《申报》影响力之大。

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申报也是洋人合资创立的。《申报》的创始者是英商美查，同治年间来到中国。有一年他的生意折本拟改营他业，他的中国买办建议他创办中文报馆。美查采纳了买办的建议与另外三位友人合伙出资1600两创办了日后大名鼎鼎的《申报》。

1872年4月30日《申报》正式在中国上海创刊。《申报》的经营模式是企业式的，以盈利为目的。为了吸引更多中国读者，美查雇佣了中国人为主持报纸编务。因社会新闻容易吸引一般读者，所以《申报》对盗劫奸杀，奇闻怪事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报道。但对某些重要案件，《申报》则严肃对待，并敢于揭露社会黑暗，仗义执言，为民请命。它对“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即为一例:

“浙江余杭有一豆腐店伙计葛某，其妻清秀可爱，平素衣着喜绿，腰间常缚白色围裙，得绰号小白菜。1872年二人婚后租举人杨乃武屋一间，比邻而居。葛某不幸于1873年冬暴毙。葛母怀疑小白菜与杨乃武勾搭成奸合谋杀害了葛某，乃向余杭县令告状。愚官得状，复轻信谣言，待仵作草草验尸之后，臆断葛某系中毒身亡，将小白菜和杨乃武先后收押入牢严刑逼供。小白菜和杨乃武不耐捶楚之苦被迫承认二人早就珠胎暗系，葛某之死系他们合谋毒杀。愚官又将伪供上报，拟判小白菜凌迟处死，杨乃武斩首示众。”

此案发生不久，申报便进行了追踪报道，随着对案情的深入了解发现其中疑点重重，遂将案情的疑点公诸于世并指责官府滥用酷刑，草菅人命。申报的揭露和评击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舆情汹汹难以平抑，朝廷惊动。1877年4月，清廷勒令刑部复查，移棺京师当众开棺验尸，结果检明葛某是病亡而非中毒，小白菜和杨乃武沉冤得雪。

报社揭露政府官场黑暗是需要冒极大风险的，现代可能会封馆停刊，古代还可能会招致牢狱之灾，甚至是惹来杀身之祸。申报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完全是因为它是属于洋人的资产，畏洋如虎的清政府可不敢开罪洋人。

申报不光敢踢清政府的屁股，还敢给洋人“使绊子”。比如，上海西人在苏州河修了一条木桥，西人过桥免费，华人过桥需纳两文钱。《申报》发表评论，认为单向华人收费是不合理的，还指出历年来所收取的过桥费已抵建桥费，不应当再继续收费。经《申报》报道后，上海社会舆论一致要求公共租界当局将此桥改为公桥。租界当局迫于舆情压力，不久便停收华人过桥费。事后人们把座桥称为“白渡桥”，此名沿用至今；又如，上海租界工部局的议事权向来全盘受洋人操纵，华人没有话语权。对于这种情况，《申报》认为不公，发表评论指出：“上海租界乃中国领土，乃未闻上海租界内之西人举引诸事而取议于华人，”因此，工部局“应添公正殷实的华绅数人参与议事”。

另一方面，申报支持“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政治制度，对启蒙时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申报】

民族报业的崛起

洋人在华办报的过程中，逐渐把西方报业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传授给到本土。在华外报起到的积极影响越来越被中国的有识之士重视。19世纪七十年代清政府开始推行洋务运动，中国民族报业也于这一时期起步。

首先问世的艾小梅在汉口创办的《昭文新报》，接着获得经营成功的是王韬于1874年在香港创办《循环办报》。王韬早年去过英国译书，对西方文明取得的成就叹为观止，深感中国的贫困野蛮，欲倾一己之力为国家的开化进步作贡献。在旅欧的途中曾去过英国议院国会参观，对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羡慕不已，并注意到西方报业对西方民主政治的促进作用。回香港后，他为“开言路，启民智”创办了《循环日报》，鼓吹变法图强，主张中国不仅应当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还要学习西方的民主代议制。

19世纪80年代后中国民族报业进入了飞速发展时期，国人办报如雨后春笋。中国民族办报在于19世纪90年出现了第一波高潮，由资产阶级改良派间接或直接创办的报刊多达70余家。其中有影响力的报纸有《时务报》，《知新报》，《国闻报》等，在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民族报业中影响力最大的是维新派报纸，《时务报》和《国闻报》都是维新派的阵地。在维新派领袖推动下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时期颁布了允许民间私人办报的改革诏令。著名的维新派领袖梁启超提出的宣传理论——“浸润法和煽动法”影响至今。

【时务报】

揭发黑幕

常言道重质不重量，言论自由的保障并不取决于媒体的多寡，还要看媒体为谁服务。站在服务对象的角度出发，全球媒体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官媒和私媒。何谓官媒?由政府出资，有政府庇护，为政府服务的媒体就叫官媒。今日泰西就有很多官媒，西方政权往往利用这类官媒美化自身，引导社会舆论，维护自身统治。换言之，官媒是政府的喉舌。私媒则不同，私媒的衣食全仰仗普通受众的买账，所以它们敢于拂逆政府说真话，示世间种种不平于公众，是人民真正的喉舌。晚清时期，中国私媒在监督政府，促进社会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揭穿军队内部黑幕：清军腐败之风盛行久矣，新军亦难幸免。长江流域的《大江报》的主要受众就是新军士兵，它在各个标营设分销处，还免费提供“义务报”一份，并鼓励士兵给它投稿。它非常关心士兵生活疾苦，屡屡揭发新军长官“视将士如猪牛奴隶，稍不如意以鞭挞从事”，镇统“贪墨百万军饷”， 标统合协统“花天酒地，广置姬妾”等负面事情。如新军第八镇标统李某吃空饷，凌辱士兵。经士兵提供线索，《大江报》派记者采访收集材料写成消息发表。由于证据确凿，军情汹涌，湖北陆军当局当即把李某撤职查办。军民心连心，广大新军士兵把《大江报》看作是自己的报纸。每当报社出现经费困难时，士兵们就众筹捐资助它渡过难关。

【广州起义的烈士陵园】

向皇上要民主：20世纪初，腐朽透顶的大清帝国被她的臣民彻底抛弃了。清廷民心丧尽，共和的呼声日益高涨，各中外报社的舆论矛头都直指清政府。如广东《平民日报》所刊的《靠不住》一文：“外交官吏，谄媚强权，着着退让，受人愚弄，事事失败，靠不住；办理新政，粉饰敷衍，潦草塞责，有名无实，靠不住；传假诏，煽动华侨，倡言保皇，阴行揾丁，靠不住；大清银行之长方纸币，道士和尚的符咒经疏，靠不住；官样文章，娼妓说话，靠不住。”这种带流畅节奏感的谐文趣言颇具感染力，易于激发读者的共鸣，唤起人们对清政府的憎恨。

清政府也兴办过官报试图把引导舆论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但因为官报功能单一，内容陈腐，除强制派销外，故自愿购买者不多，影响力不广。要不是国库一直予以补贴，官报根本不可能维持下去。

【清末新军】

中国第一部新闻法：《报章应守规则》

20世纪初，人心向背的清政府欲效法德日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搞“新政”续命，可惜为时已晚。为挽回民心，表示改革的坚决，清政府于1906年10月颁布了中国首部新闻法《报章应守规则》(经修改后更名为《大清报律》，于1908年颁布执行)该规则共有九条，如下：

一·不得诋毁宫廷

二·不得妄议朝政

三·不得妨碍治安

四·不得败坏风俗

五·凡关外交内政之件，如经该馆衙门传谕报馆秘密者，该报不得截载。

六·凡关涉词讼之案，于未定案之前，报馆不得妄下断语，并不得有庇护犯人之语。

七·不得摘发人之隐私，诽谤人之名誉。

八·记载有错误失实，即须速为更正。

九·除已开报馆外，凡欲设报者须得官府允许方可行设。

【清朝末代皇帝】

大清报律的出台，在中国报业发展的历史上具有着里程碑的意义。一方面体现了清政府接受和承认民间报业发展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清政府依旧妄图钳制舆论的局限性。因此，报律遭到中国报界的全体抵制。

在当时的环境下，大部分民间报纸往往多半在租借出版，且挂着洋商的招牌，所以报律在实际操作中便化为了一纸空文。报纸对报律的禁令根本不予理会，连注册的手续都不去办理。虽然按清律，报纸未呈明注册，邮局概不递送，轮船火车亦不运寄，但地方官员害怕引起外交纠纷，并不敢冒然执行，在北京饶是如此，官府无可奈何。正是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成就了清末民间报业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