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在广州设立的战犯拘留所，都关押了哪些日本战犯？

1946年春，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设立“广州战犯拘留所”，把列为战犯的日本战俘逮捕，送拘留所听候审判，其中包括后来在中国被枪毙的最高军职战犯田中久一。

“广州战犯拘留所”关押战犯最多时约700余人。该所原主任因看守不周，曾发生数次战犯逃亡事情被撤职，张发奎派邓世汉接任拘留所主任。邓世汉到任后，在押的日本战犯将官6名，其中中将3名，少将3名，这6人是：田中久一中将、土桥勇逸中将、近藤新八中将、松井真二少将、重藤宪文少将、河边宪二少将。此外佐官有肥后大佐、关伊执五郎中佐等19人，以及德国间谋14名，意大利女间谋1名，连同日军其余官兵共710余名。

各战犯在拘留所，仍穿着原来制服及保存私有财物，但禁止出入和探访（如事前请示，经批准者例外）。

田中久一曾任日军第23军司令官、香港占领地总督，是“广州战犯拘留所”关押的级别最高的日本战。在拘留所中，田中久一经常对所长邓世汉说：“我无论如何不连累你的，请放心。”田中久一的意思是表示不会自杀。

田中久一在未正法前的三个月（1947年3月27日，被执行枪决），广州行营联络参谋陪同美国空军中校及翻译来到拘留所，说有公事要和田中久一谈话，并请邓世汉参加。

美军中校对田中久一说：“据我们详细调查结果，你（田中）军部杀害被俘之美国空军飞行人员，系你军部幕僚长等之所为，事前并未征求你意见和得你同意，他们就处决了，关于这个责任，不关你的事，无须你负责，所以特来向你报个喜讯。”

美国中校说完后，田中久一虽然不作声，但外表的神态，是若有所思的情状。行营参谋也向田中久一说：“美军带来喜讯，先为你道喜。”

邓世汉当时听完他们这些话之后，既不作声，也不表示什么，他看了美军中校一眼，美军中校立刻又说：“喜讯是喜讯，但这是关于美国空军人员的案件。至于在中国方面的案件，仍由中国来调查处理。”

美军中校随告辞，几天后行营部务会议时，邓世汉将美军见田中久一经过汇报给张发奎，张发奎很是生气，认为这是美军为日本在华南第一号战犯减罪开脱。

近藤新八是日军130师团师团长，所部蹂躏范围为顺德、新会、中山等县，近藤新八嗜杀成性，凶狠无比。1947年10月31日，近藤新八被处决，在临刑前，此人依旧顽固，至死不悟，还疯狂叫嚣表达不服。

土桥勇逸是日军第三十八军军长，越南的日军最高指挥官，投降后列为战犯押采幅道到广州。土桥勇逸请求见张发奎，见面后，居然对张发奎说：“看到报纸说我们是土匪，我很不明白它的意思，我以为我们是战犯，就写明战犯，不是很好吗。”土桥勇逸在广州关押一庭劣筹段时间后，被送到日炭南京，后被释放回日本，活到了1972年。

1947年2月的一天，邓世汉的办公室，突然闯进一个不速之客，这个人匆匆走到邓世汉的办公桌前，用生硬的普通话说：“我现在要收回房屋、货仓，安放大量货物，请你定期迁出。”

邓世汉抬头一看，原来这人是驻沙面的英国总领事，邓世汉见他来势汹汹，未经允许，就一路登堂入室，横冲直撞，实在无礼之至，便厉声说：“你为什么未得我允许，就撞进来。”

沙面总领事见邓世汉发火了，马上换了态度，说：“因英国商轮现在运到很多货物，急需货仓来存放，所以在未征得你同意，就闯进来，一时鲁莽，对不起，对不起，请原谅！”

邓世汉说：“这里住着这么多的战犯，尚未处理，何以安置呢？又未接行辕通知，待我请示及找妥地方后，才可以商决搬迁之期。”

沙面总领事说：“南京行政院已经回复公文，同意限期交回全部房屋给我们，我已经将行政院回文交给你上级广州行辕的张发奎看过了，也同意了，现在只要你同意定期交屋就好了。”

邓世汉回复说：“等我找到驻地后再商量。”

第二天，邓世汉到广州行辕总部向张发奎汇报后并请示办法，刚汇报完，一旁的参谋长甘丽初插嘴说：“搬迁就搬迁，要赶快搬，行政院已复文同意交还河南一带的房屋与英商，难道你对南京的命令还不接受吗？想坐监吗？昨天英总领事曾拿行政院复文给我们看了，我们已经口头回答当照转通知你。”

甘丽初声色俱厉，邓世汉忍不住气，硬着头顶回去说：“现在全市都找不出一房一地，何况数百名战犯的住宿，一时怎能搬迁，战犯看管要紧，还是搬迁交房要紧，不如把我先撤职再办交代为好。”

张发奎叹了口气，解释说：“看守战犯固是重要，上级的指示和盟邦之友谊也重要，你尽快找营地，准备搬迁。”

邓世汉只得服从，最后选定观音山右边山脚的“三元宫”，将那里稍加修理，当作战犯关押的营地。

据统计：在广州的日本战犯被判处死刑者，在将官以下的校官占多数，至于特务与宪兵及尉官等战犯，只有经过调查有确凿的罪证才判死刑。在广州执行死刑的日本战犯约30余名，其余人员先后分批转解南京，到了1948年夏，“广州战犯拘留所”的未被处决的战犯被转押南京，不久后被释放回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