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一生毁誉参半却续命明朝半个世纪，他是中国最后一位名相

张居正：有利民生计，无惭良辅臣

以前学历史时就知道有个“一条鞭法”，是张居正实行的改革之法，在那“造反皆有理，改革即进步”的时代，张居正自然是一正面形象，但却又好像有点似是而非的感觉，形象之正不如范仲淹，改革之举远逊王安石，总是有一种“欲说还休”的意味。

张居正被有些人称为明朝第一宰相，但历史上对他总是褒贬不一，如那明朝大才子，号称“后七子”领袖的王世贞，对张居正就是口诛笔伐，全然不顾二人的同年之谊，要知道，这文坛盟主说话在当时是很有分量的。

中国的改革者历来都难得善终，除了宋时之王安石，那是借着太祖“不杀文士”的祖训而沾了光，当然，有宋一朝总体还算是历史上最温柔的朝代，而其他朝代之人可就没那般地幸运了。

比如那秦之商鞅，韩之申不害，楚之吴起等等，及后来的晁错、王莽一众无不如此，结果都很是悲催，改革将自己的命给革没了，但有一点我们要承认，那就是往往这些改革者的命运悲惨，而他们所推行的革新制度，却或多或少地被统治者所实施，最明显的当属商鞅了。

张居正也是这一众改革者中的一员，说他得以善终吧，倒也有道理，因为他死后也很是风光大葬；但是未及半年便惨遭抄家，追夺谥号，举家罹难，家人全部被下大狱，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张居正豢养的十数名家妓和家中女眷更是被卖入青楼，余者远戍充军，悲惨之状目不忍睹。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又称张江陵，明代政治家、改革家；嘉靖年进士出身，由庶吉士至翰林院编修，又官至侍讲学士令翰林事；隆庆朝为首辅，军政大事均由其裁决，57岁时卒，赠上柱国，谥文忠。

张居正当然自幼都是个很聪明之人，他23岁即中进士，而且人还长得很帅，他是帝师，但他对皇子很是严厉，直如父亲教育儿子一般，比当年吕不韦呵护和教育嬴政，那在各个层面上都要严格了许多，以至于后来的皇帝对他是满满地怨恨之情。

我们都知道，这大明一朝的首辅一般当得时间都不会长，这在崇祯朝尤为突出，平均大概一任首辅也就两年多点的时间，而这张居正却在这位置上一坐就是十年，为有明一朝担任首辅最长者。

在他当国的十年中，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清查地主隐瞒的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使明朝政府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用名将戚继光、李成梁等练兵，加强北部边防，整饬边镇防务；用潘季驯主持浚治黄淮，这些都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说“收到一定的成效”，这肯定是很中庸，或不负责任的说法，因为对任何改革来说，都是有利有弊，众说纷纭，其中见仁见智者多多，从任何一件事中，都可能举例出很多矛盾的结果以认证是非，所以，不可能对某一项措施有非好即坏的断言。

对张居正的评价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即是他的改革，也就是对“一条鞭法”的评价，对此后世论证很多，也如对王安石变法一样，很难有个统一的认识，这也成为历史上著名的难点之一。

其实这个“一条鞭法”的提出并非始于张居正，而是他的老前辈桂萼在嘉靖朝任首辅时就提出并来了，这是一种赋税及徭役制度，但是并没有普遍实行。

这就好像李悝在魏国变法以后并不出名，反倒是商鞅把他的一套理论用到了秦国的变法之中，使得商鞅名声大噪，为秦国一统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理论提出来固然不容易，可是唯有坚定的实行下去，才能让理论得到实践的基础，而正是这张居正将“一条鞭法”真正发扬光大，是他将这一制度在半世纪后推广到全国。

“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就是把各州县的田赋和徭役，以及其他杂项归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这样大大简化了税制，方便征收税款；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进而增加财政收入。

这个看起来可能有点让人不是很好理解，如果简单些可以这样说，就是不管你是种地收粮还是打鱼养家，都可以用收获来换取银两交税，国家只收折合成银子的税收。

“一条鞭法”是税赋制度上的里程碑，是划时代的制度！它上承唐代的两税法，下启清代的摊丁入亩，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一次社会变革；既是明代社会矛盾激化的被动之举，也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主动选择。

从这点来看，虽然此法并非自张居正始，却是他向全国大力推行，一条鞭法的施行，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它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赋役负担，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别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就长远来看，此举对促进大明朝的经济发展功莫大焉。

为保障“一条鞭法”的顺利实施，张居正一面是任用能臣，举措务实，强力推行“考成法”，简单说来就是“以业绩为核心，行的升职，不行的贬职”，这除了对官员的绩效考核外，更重要的是要考核官员征税的业绩，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

这一措施的实行，使得各级官吏不敢懈怠，国库亦日益充裕，据统计，实施第一年赋税就增长了近乎一番，史载改革的结果是：“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至四百余万”和“朝下而夕奉行的巨大成就”。

“一条鞭法”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而实行考成法虽是一种政治改革，但它对整顿田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可以说，在张居正艰苦卓绝的努力下，才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自此，张居正与商鞅、管仲、王安石一并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改革家。

但是，张居正的强势作派在新法推广的过程中，他几乎得罪了所有的地主和官僚阶层，也包括皇室宗亲甚至皇帝万历在内的所有统治者，这也为他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张居正初入内阁时是资历最浅的一位，被称为“末相”，而此时在朝堂上有资历、有能力之人多多，不仅有名臣高拱，也有张居正的老师徐阶，也有被后世视为奸臣的严嵩，并且还有一位所谓的“大玩伴”，就是一直陪伴万历皇帝成长的大太监冯保，这些都是在朝堂上握有话语权的强势人物。

不可否认，张居正是个有权谋之人，他通过或正或邪的手段，审时度势，攫取了最高权力，对此，我们尽管可以对张居正的一些并不光彩的手段嗤之以鼻，但怎么说呢？没有权力是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也是不可能顺利推行自己的改革方案，所以，我们还是对张居正宽容一些为好。

张居正是帝师，他也充分利用了这一身份，在小皇帝面前树立权威，以至于这小皇帝对他是又怕又恨，而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皇帝的决策权，这让小皇帝情何以堪，只等待能报一箭之仇的时机到来。

上面说的似乎都是张居正正面之行，但他的私德还是很有问题的，在他当政之时，为确保其大权独揽，与大太监冯保结盟，结党营私，打击异己，阻塞言路，整个朝堂上遂形成他一人独大而无人监控之局势。

他被人诟病的还有一点就是生活奢侈，他有着中国历史上最大最豪华公车，也就是所谓32抬大轿，里面分为两室一厅，且还有小僮伺左右。

他在早期还是倡导廉洁的，还曾写过一幅对联曰：“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但是到了晚年却完全遵从“食色，性也”的自然法则，贪图享受，生活荒淫腐败，不仅贪吃，而且好色。

至于好色，他可以说在首辅群像中首屈一指之人，连那民族英雄戚继光都要给他送壮阳之物和美女，史载是“时时购千金姬”，又“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正式编制的妻妾就达七位之多，还不包括众多的姬妾和数不清的相好，也正因为沉溺声色，加上,政务繁忙，身心疲惫，所以五十几岁便命丧黄泉。

尽管张居正的私德有很大的缺陷，似乎难以入列名相，但我却对他是崇敬满满，他敢为天下先，勇于改革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这比那些尸位素餐，浑浑噩噩混日子的官吏来，不知要强多少倍！

他一直在为这个帝国和他的子民而奋斗，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为帝国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所以，张居正被称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名相。

张居正改革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他起衰振隳、力挽狂澜，奇迹般地在北疆化干戈为玉帛，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延长了明王朝的国祚达半上世纪之久。

“江陵功在社稷，过在身家，国家之议，死而后已，谓之社稷之臣，奚愧焉？”

这是当时曾反对过他的政敌，在他死后给他的评语，从中我们也能看出，时人对他早有公正之评价，现在有些人拿张居正的某些方面来说事，不仅是以偏概全，而且也是拾人牙慧，完全地没有新意。

“世间已无张居正”，梁启超赞美他是“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虽然张居正在历史上毁誉参半，也有贪腐之实，但瑕不掩瑜，他是革新除尘、以天下为公的改革家；就我来看，比起那以清官知名的海瑞来，其对历史所起的推动作用则远超之。

在众多对张居正的评价中，我认为还是国学大师熊十力先生的一段话最为精准，他说：

“汉以后二千余年人物，真有公诚之心，刚大之气，而其前识识远见，灼然於国覆种奴之祸，已深伏於举世昏偷，苟安无事之日。毅然以一身担当天下安危，任劳任怨，不疑不布，卒能扶危定倾，克成本原者，余考之前史，江陵一人而已。”

张居正，一位勇于担当，不惧风险的改革家，他是一位孤独的英雄，是大明之脊梁，他为大明王朝续命近半个世纪，也是封建王朝历史上的最后一道绚丽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