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大队长白天向日军讨赏，晚上宰杀500日军，没留一具全尸

二战的硝烟已经散去，隔着半个多世纪，当代人只能以文字记载或影视资料中，窥见侵华战争下的中国。

无论是正史记载，还是戏说性质的文字和影视，我们都会看到侵华日军身边亦步亦趋的汉奸，他们明明是中国人，看着自己的祖国惨遭伤害，不仅无动于衷，反而还要助纣为虐，每每看到这一现象，总是让人痛心疾首，恨不能手刃此獠。

不过有一个汉奸，他不是个称职的汉奸，倒是个优秀的抗日者。这位“汉奸”大队长在白天向日军讨赏钱，结果晚上就发动起义，一晚上杀死了500日军，还没给他们留下全尸。原来，这位“汉奸”大队长本来就不愿意叛国。

大汉奸

1933年5月31日，这是十分屈辱的一天，这一天，国民政府和日本签订了又一丧权辱国的条约《塘沽协定》。

条约生效后，就意味着国民政府承认了日寇占领东北、热河这一行为，把大好河山拱手让人，这一条约也为日后日军长驱直入，发动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提供了机会。

《塘沽协定》的达成有一个人“功不可没”，他叫做“井上耕二”，这样一个名字一听就觉得是个带着日本风格的名字，名字的主人也就应该是个日本人，这也正是井上耕二希望留给人们的印象。

“井上耕二”原名殷汝耕，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不过他血脉是中国血脉，心却不是一颗中国心，他信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有着幕强情节的他就喜欢上了日本，十分崇拜日本的文化。

殷汝耕早年在日本高等预科专攻日语，还曾经去日本留学，到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早稻田大学深造。

也正是在留学期间，殷汝耕给自己起了“井上耕二”这个日本名，深入了解后，他对日本文化更加迷恋，所以给自己起了这个名字，方便融入日本社会。

殷汝耕学成回国后，已经是个日本通了，正是看重了他了解日本文化这一点，他受到了蒋介石的任用，先是担任总司令部驻沪办事处主任，后来又成为驻日特派员，算是国民政府的外交官。

殷汝耕在泸期间，日军看上了他的谄媚姿态，两相多有来往，所以，殷汝耕才会在签订《塘沽协定》时出大力气，并在 1935年11月成为了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的主席。

按照《塘沽协定》的规定，冀东被划分为“非武装区”，所以国民政府不得在该地驻军，蒋介石不好违反条约，但又实在不愿撤军，于是钻了空子，把原来的军队改编为警察抽调原东北军51军张庆余、张砚田两位团长和部分官兵，开赴冀东，名“冀东特种警察部队”。

1935年12月，殷汝耕在日本特务机关的帮助下，在通州城建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于是张庆宇和张砚田也跟着改任伪冀东保安队的队长，这两位团长稀里糊涂地就成了“汉奸，二狗子”。

隐忍不发

张庆宇和张砚田眼见国土沦丧，生灵倒悬，十分愤恨，但是他们又得到国民政府河北省主席商震的授意，只好暗暗蛰伏，只等时机到来，再谋大事。

1937年7月7日，日军口称丢失一名日本士兵，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守的宛平城搜寻，这一无理要求遭到我军的拒绝，恼羞成怒的日军直接炮轰宛平城，中国守军第29军奋起反击，“卢沟桥事变”爆发。

7月27日凌晨，日军和通县日军守备队向通县外的29军143师发动偷袭，守军反击之下，杀死了百余名日军。

按照计划，为伪政府的保安队应该要截击撤离的29军，但是这些保安队的成员毕竟也是中国人，不忍心对着自己的同胞开火，只是做做样子，对着天空开枪。同时，伪军保安队也没有支援日军，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因此开始怀疑起了保安队。

当日上午九点，日军为了报复派出12架飞机轰炸保安队营地，致使十余人伤亡，引起了众怒。

保安队第一总队队长张庆余立即把第二总队队长张砚田，以及教导总队沈维干找来密谈，不过，经过讨论，他们觉得时机还没有成熟，这时起事，如果不能和守军互相接应，就难以成功。

起义

不过和细木繁的谈话改变了张庆宇的看法，细木繁主动找到他，逼问他为什么不按计划行事，两人闹得剑拔弩张。事已至此，张庆宇知道不能再等了，于是他找来张砚田和沈维干，准备开始行动。

行动正式开始之前，张庆宇还用了“愚敌之计”。7月28日白天，张庆宇找到伪保安队1总队日本顾问渡边要了一些“赏钱”，流露出一副贪财的姿态，于是日军也受到了麻痹。

最终决定，在28日夜12时举行保安队武装起义，指挥所设在县城北关，兵分三路，以午夜进攻日军兵营的枪声为起义信号。

半夜枪声响起，四下响应，起义队伍一股作气，占领了长官公署和其他重要机关，殷汝耕也被惊醒，他呼唤卫队长，想要了解情况，但是卫队长也早就被捉到了，殷汝耕眼见四下无援，就藏到了柜子里，最终还是被捕，他被押解到北关吕祖词指挥部关押起来。

这场起义进行了足足6小时，等到太阳升起时，500余名日军被歼灭，出于对侵华日军的痛恨，保安队的成员都是下了死手，所以最后日军几乎没有一个人得以保有全尸，这次事件被称为“通州起义”。

小结：

有志者事竟成，张庆余作为一个心怀祖国的爱国人士，不得不留在敌占区，在他痛恨的日寇手下做事，听凭他们的吩咐，这无疑给他带来了沉重的精神负担。

但是，他没有就此自暴自弃，把自己“汉奸”的名头坐实了，而是静静蛰伏，等待扭转一切的机会。

而等这个机会送上门来时，他又主动积极地抓住了这个机会，最终把“汉奸”这个骂名从自己身上摘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