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岁龙应台辞职照顾93岁失智母亲：上一代不会倾吐，下一代无心体会

作者 | 龙应台

我的母亲应美君

美君是我的母亲，她今年93岁了。

她还活着，可是失智，已经不认得我，不记得我，不能和我说话，事实上，她已经“离开”我了。

说不清楚她的病症是从哪一年开始，因为失智症是那样一个逐渐的过程，就像一颗方糖进入咖啡，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就融化了。

△ 龙应台的母亲美君

写这本书，原因很单纯，我想和美君说话，可是她没法跟你说话。

在我完全没有准备的时候，她已经变成了一堵墙，而这堵墙是这辈子对你恩情最深的人，是你最爱的人，最尊敬的人。

我真的觉得蛮伤心的。

我只能用文学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

△美君上学时用的木头书包，箱盖内侧有她自己写的两行字：“此箱请客勿要开，应美君自由开启。”

美君聪明极了，又非常的有个性。

她的木头书包，没有把警告语写在箱子外面，反而写在箱子里面。

为什么？

说明她不是写给旁人，而是写给一个已经偷偷打开的人，一定是她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她的两个讨厌的哥哥：“最后一秒钟，我警告你赶快关起来。”

那时候她才几岁？

真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慧的小孩。

她性格里有一种狂放不羁，我记得年轻的时候，她笑起来，不是那种掩嘴巧笑，她是豪放地大笑，拍着大腿，笑得简直要在地上打滚。

她比我爱美，比我讲究，出门一定要穿旗袍。

她那黑色的缎质旗袍，开襟里头要塞一条小小的白色的手绢，而且一定要洒香水。

她是大小姐，我的父亲是穷小子，还是外乡人。

1947年，他们在杭州天香楼结的婚。

美君会下嫁给他的原因……我想是因为他帅（笑）。

你看那照片，我觉得她就被爸爸的“美色”给迷住了。

不过爸爸那时候也是宪兵连长，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一个会打仗的宪兵连长，在美君眼里，应该就是她的白马王子吧。

我们都认为爸爸比妈妈漂亮，可是为什么他们生了四个子女，没有一个像爸爸，都像妈妈？可是幸好妈妈比爸爸聪明。

1949年，24岁的美君，跟着自己的湖南丈夫，在隆隆战火中，背井离乡，一路颠沛流离，最后落脚到了台湾，三年以后，我出生在高雄。

△龙应台与她的父母、哥哥

我14岁时看到的美君，是一个织渔网的妇人。

那时候美君42岁，还算年轻，正在挣扎着要让四个孩子同时上初中、高中、大学，每一个孩子都需要学费。

她跟渔村的妇女们一起，手里拿着梭，从早到晚织着渔网。

她那么爱美的一个女人，脱下了她的旗袍，赤着脚，坐在肮脏的水泥地上。

一张渔网大概是一个客厅的大小，要织半个月，手上织出了茧，可以换回来80块台币。

她也去养猪，做很粗的劳动，穿着套鞋，踏进小河里去割草。

她什么都愿意做，自力更生，是因为她爱她的儿女。

△应美君抱着一岁时的龙应台

她的丈夫认为女孩子读书干嘛，读师专最好，将来做小学老师，18岁就可以嫁人。

她替她女儿去跟丈夫说：“女儿要上大学。”

“她如果不读大学，以后就会跟我一样。”

她借钱去交了我的学费。

△上大学时的龙应台

后来我才意识到，美君其实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只不过她的时代没有这个词。

17岁的时候，宪兵队乱抓人，她就敢代表整个街坊，手无寸铁，一个人跑到宪兵队去跟宪兵理论。

六十五岁，她还去纹眉，纹眼线，七十多岁了，还在问我要不要去隆鼻，去做各种让自己美丽的事情。

△龙应台和妈妈美君

她还曾经建议我去隆乳。

那一刻我大概三十多岁，她六十来岁，是我现在的年龄。

我们俩一起站在梳妆台的很大的一面镜子前面。

我在梳头，她也在梳头。

她说：“你知道吗？你可以去做什么什么事。”

我当然嘲笑她一番。

这是唯一的一次，我能想起来的、我们俩之间和“女孩子”有关的谈话。

除此之外，她从来不和我谈“女孩子的事”——你要怎么选男朋友，怎么相夫教子，怎么煮饭做菜，怎么伺候公婆——从来没有过。

她好像没觉得我是个女孩子，很可能是她希望我能够尽其所能地发挥我的才能，因为她自己的才能没有得到这个机会，时代不允许她发挥。

△应美君手稿

我终于受足了教育，而且受的教育越高，我走得越远。

她欢欢喜喜，目送我远行的背影。

然后她就老了，眼皮垂下来，盖住了半只眼睛；

语言堵住了，有疼痛说不出来；

肌肉萎缩了，坐下就无法站起。

曾经充满弹性的肌肤，像枯萎的丝瓜垂坠下来。

曾经活泼明亮的眼神，像死鱼的灰白眼珠。

她不曾享受过人生，因为她的人生只有为别人付出。

其实，《天长地久》不仅是写美君，也是对同时代所有苦难而伟大的母辈的一个告别，她们走进战争，穿过流离，从碎片里艰辛地站起来，辛劳一生，最后变成了历史的一个小小的注脚。

我的女朋友应美君

应美君被确诊出失智症以后，过去15年里，我一直保持一个习惯：

每两周回一次屏东，看望美君。

2014年12月1日，我辞去台湾“文化部长”一职，之后一直住在台北。

辞官之后的三年里，心里一直不安定，每天早上醒来，问自己，为什么在这里？

这世界上此时最需要你的人，不在台北，在南方，在乡下。

我在城里过自己的日子，而她在人生的最后一里路，孤独地走着，这，对吗？

2017年4月1日，我在香港参加生平第一次禁语禅修。

禅修的时候，就在那一刹那，我决定了：搬家，搬回屏东，照顾美君。

人到了50岁之后，会发现好时光不多了，重要的事情不可以拖。

我再拖下去，我不知道美君还会不会等我。

搬家的过程很迅速，母亲原本和哥哥一家住在一起，我占下哥哥的顶楼仓库，等于住在母亲的楼上。

改造仓库只用了三个礼拜，第四个礼拜我就搬家了。

我开着车，拖着满满一车行李，多数是书，两只猫跟我一起南下。

从此以后，每天早上我都可以大声对妈妈说话：

“应美君你在吗？应美君你今天好吗？睡得怎么样？风太大了是不是？等下我帮你拿条围巾好了。”

妈咪在，猫咪在，那里就是家了。

43年前，我离家去台北，美君一定有亲自送我上火车。

我上车的那一刻，有没有回头看她一眼？

我可以很肯定地说：没有。

出国时，父母到松山机场送我。

那时候出国留学就像永别，我进海关之前，有没有回头看美君一眼？

一定没有。

原因是，当时我的心目中是没有父母的，父母就是理所当然地在那，就像家里的家具一样，你不会跟家具说对不起。

我离开美君时，她50岁。

轮到我50岁时，安德烈16岁，他去英国当交换生，我去机场给他送行，他进海关之后，我等着他回头看我一眼，但是他没有回头。

我当场崩溃，心里想：“这个16岁的小孩，怎么这么没有良心？”

我对两个儿子的爱，需索无度，但回想起当年我自己离开母亲时，却没有一刻想到，美君需要我。

甚至是在往后的30年中，都没有想到，她可能想念我。

我一心向前，义无反顾，并未为她设想过。

“我后悔，为什么在你认得我的那么长的岁月里，我没有知觉到：我可以，我应该，把你当一个女朋友看待？”

女朋友们彼此之间做些什么？

我们常常约会——去看一场特别的电影，去听一次远方的乐团演奏，去欣赏一个难得看到的展览，去吃饭、去散步、去喝咖啡、去医院看一个共同的老友。

我曾经和两个同龄女友，清晨五点摸黑到寒冷的阳明山，去看日出点亮满山芒草。

我曾经和几个年轻的女友，在太平洋畔，看满天星斗到凌晨三点。

我曾经和四个不同世代的女友，在蒙古沙漠里，看柠檬黄的月亮堂堂从天边华丽升起。

我曾经和一个长我二十岁的女友，在德国莱茵河畔，骑脚踏车、在纽约哈德逊河畔看大川结冰。

而你，美君，从来就不在我的“女朋友”名单里。

对于父亲和母亲这样的人，我们最容易被陷在墙的结构里头。

这个房间叫做厨房，你就不要想它还可以是个书房。

可是其实，母亲从来不只是母亲啊。

她是应美君，她有名有姓，她有性格，她有脾气，她有伤心的时候，她有她内在的无可言说的欲望。

有一次，我给她念我的一篇小说，里面写到，女主角闻到马身上的汗味，她想到了男人下体的气味。

美君觉得这种描写很见不得人，很色情，不够端庄。

她说：“你怎么会这样写？你知道那个气味是什么？”

我就说：“妈，你到现在70岁都不知道的话，你应该赶快去试试。”

两个人笑到地上打滚，那真的是一瞬间。

其实如果可以早一点有觉悟，早一点跟母亲做朋友，真是福分，对吧？

搬回屏东这事，我晚了三年，我应该离开文化部的隔天就搬来屏东。

现在，不说话的她，对我是个谜。

你知道，我真想念她，特别奇怪的是，她人就坐在你旁边，然后你想念她，因为她事实上已经走了。

比死亡还要难以接受的，是不告而别。

美君将来也会去到爸爸身边，当时在葬父亲的时候，已经在旁边留好了墓位。

上一代不会倾吐，下一代无心体会，生命，就像黄昏最后的余光，瞬间没入黑暗。

任何人，将来有一天都可能是美君

我行走30多年，半生在外。

你说走全世界走得那么远，但我觉得其实任何一个人，要扬帆万里，心里最好有一个村子。

我心里是有一个村子的。

不是具体的，因为我父亲的职业是乡村警察，永远在农村和渔村里走，所以我们每三年就换一个地方，是一种奇怪的漂流。

我也从来没有见过眷村，也就是说，没有结党过。

半生漂流，于是非常羡慕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我好羡慕人家有一片土地，可以种丝瓜。

搬来屏东后，第一个种的就是丝瓜，这是这辈子第一次有自己种的丝瓜。

△龙应台的丝瓜

1999年，进入台北市政府做文化局长。

第一次做公务员，脸孔一天到晚在电视上出现，让我相当的困扰，你走到任何地方，人家都知道你是谁。

我们台湾有泡汤文化，大池子的女生那边，每个人都是光着身子在泡温泉。

有人就会走过来，跟你光着身子握手，想跟你聊天，我觉得真是尴尬得不得了。

很多年里，进入一个餐厅，我首先会选择一个背对着所有人的位置。

进入电影院的时候，会等到灯黑了再进去。

我和我其他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朋友很讨厌我，因为我老是被路人认出来，然后跟我拍照、要签名，他们嫌我烦。

直到有一天，我跟林青霞在香港，她变成了那个被嫌烦的人，因为更多的人要跟她拍照、要签名。

林青霞与龙应台

可是，我发现她永远这么亲切，这么笑脸迎人。

问她怎么做得到，她说：“应台，这个人不管他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今天因为在路上偶然见到了我，我不过跟他照了张相，就让他开心一整天，这样的事我为什么不做？”

这句话对我真的是五雷轰顶，从此解开了我的纠结不安。

是的，如果一个签名、一张合照，可以让一个人开心半天，为什么不做？

从此我就不再“躲藏”了。

回到屏东乡下，街上认识我的人超过我想象，卖豆浆饭团的、挑菜叫卖的、站在面摊水果摊后面的乡亲，我可以很坦然地和所有人说话、聊天，关心他们的生活。

读书读闷了，我就开车出去了，进山里找新的路，新的东西，见新的人，看新的部落。

几个月之后，我发展出一种本事，即使是个陌生的村子，我也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一个客家村，还是一个闽南村。

写《天长地久》的最后三个月，那真是没日没夜地工作。

这本书，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问号。

任何人，将来有一天都可能是美君。

任何人，在每一天时间的进展里头，都在忘记，都在走向终点，不是吗？

这件事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在我们每天呼吸的空间里头，为什么不去好好地了解它、面对它？

如果整个社会的集体意识，对于失智、对于衰老、死亡、陪伴，对这些事情的认识水平提高的话，是会不一样的。

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太迟太迟的领悟，所以我写了这本书。

希望比我年轻的读者们，如果可能的话，你不要太迟。

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天长地久，你必须把片刻当做天长地久，才是唯一的天长地久。

*注：本文部分图片来自于网络。

*作者：本文作者龙应台，1952年2月13日生于台湾高雄县大寮乡眷村，现代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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